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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发展信息摘编2019-1
2019-03-28 10:19  

“研究型”是建设高水平高职的突破口

    2018年年初,教育部提出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其目标是建成一批高水平高职院校。然而,目前在高职教育内涵建设处于比较迷惘的状态下,如果没有明晰的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关键特征与建设路径,特色高职建设计划很可能难以取得突破性成就。

  在笔者看来,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迷惘状态包括:首先是课程建设难以体现水平差异。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以课程建设为主要内容,取得了突出建设成效。然而,目前人们发现课程建设难有进一步发展,因为高职院校之间开发出来的课程成果往往水平差不多,难以明显体现水平差异。

  其次是研究难以产生有重要影响的成果。有些高职院校把内涵建设的关注点投向了研究。然而受教师和学生研究水平限制,高职院校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有明显提升,但质量总体不高。

  第三是校企合作难以进一步突破。过去10多年的发展中,绝大多数高职院校把校企合作作为办学的核心要素进行建设,然而发展到现在,普遍感到校企合作难以形成新的明显特色。

  最后是师资队伍量的提升难以带来质的变化。高职院校都在努力大幅度提升高水平教师的数量,然而目前普遍面临的问题是,高水平教师的增加往往只是统计数字的变化,教师的实际水平并没有明显提升。

  那么,高职院校的内涵提升是否还有空间?笔者认为,不仅有空间,能突破,而且应当突破:

  首先在课程建设方面,目前只是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材等课程要素的初步建设,其建设的质量水平却远远不够,极少有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建立在深入、科学的人才培养路径研究基础上的,极少有课程标准是建立在课程研究与知识开发基础上的,极少有教材具有经典意义,教学资源也远没有达到丰富、有效的建设水平。

  其次是在研究方面,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并非是教师缺乏研究潜力,而是缺乏所需要的研究平台,以及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研究课题和方法。

  第三是在校企合作方面,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进行的精细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比如工作场所的知识尚未系统开发出来,对工作本位学习的安排总体上还处于比较粗糙的水平;在校企合作产品与技术研发方面,也还有巨大发展空间。

  最后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高水平教师没有表现出高水平能力、发挥高水平作用,不是因为教师们自身能力不足,而是由于有些高职院校的管理体制官本位色彩很严重,没有真正形成尊重教师、尊重智慧与创造的管理制度;管理权限过于集中到学院层面,专业、教师缺乏科研自由度;缺乏促进持续、集中攻关的研究机制,缺乏对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所需要的平台与条件,因而难以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高职院校内涵的进一步建设不能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徘徊,把新的重要建设行动变成了原有材料的重新整理与填报,使高职院校在大量低效、无用的繁琐建设任务中丧失了重要发展机遇;也不是一味地去寻找全新的建设内容,用一些非常时髦却无实效的概念来掩盖内涵的贫乏,而是要用新的视角去看待常规的办学基本要素,努力赋予每种要素全新内涵,在原有建设基础上把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真正推向深处。

  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建设内容是全面的,但高职院校要走出目前内涵建设的迷惘状态,不能在所有办学要素上平均用力,而是要有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是什么?是 “研究”。从“建设”到“研究”,是高职内涵发展范式的转变,只有围绕这一思路才能发展出真正具有标杆意义的高职院校。这种高职院校可称为研究型高职。

  “研究型”这一原本属于本科院校区分学校类型的概念是否适合高职?研究型高职与研究型大学有什么区别?是否可能建设出研究型高职?以研究为核心是否会弱化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功能?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去回答。

  笔者认为,研究型高职可界定为以研究为内涵建设关键驱动力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形态;研究本身是促进人才培养,高职院校只有在研究上取得重要突破,才可能突破高等教育属性不强的问题;研究与人才培养是一对完全可以协调好的矛盾,其关键在于平衡好评价体系的价值取向;高职院校的研究应区别于本科院校的研究,不应当追求在纯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以及追求基础研究课题的获批,而是应当以应用型研究为主,比如产品与技术开发,把研究定位于这一层面,高职院校就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以研究为高职内涵建设的抓手与突破口,需要把握好以下4个方面:首先是拓展项目建设周期。研究是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领域,有重要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的产生尤其具有不确定性。以研究为中心的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思路,首先要在时间安排上与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有所不同,要从3年拓展到5年。

  其次是搭建研究所需要的硬件平台。目前高职院校所拥有的硬件基本上是用来进行技能训练的,很少有能用于研究的。这一状况使得即使有研究能力也有研究愿望的教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于研究的高职内涵发展思路,要求调整高职院校硬件建设的方向,形成一批高水平的技术与产品研究实验中心。

  第三是系统规划重点研究领域。高职院校要对全校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进行系统规划,选择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有长远发展潜力的领域和课题进行持续研究。

  最后是构建促进研究的文化与制度。目前高职院校的文化与制度有许多方面是与研究相违背的。这些文化与制度的缺失,使得高职院校教师普遍缺乏追求原创成果的内在动力,在这样一种心理环境下,不可能产生真正有贡献的研究成果。

(作者:徐国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成教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

 

让职业教育承载更多梦想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5G等新一代技术引领科技革命,要求职业教育必须与时俱进

   职业教育要想真正与社会发展接轨、与市场需求结合,必须通过改革,加速补齐短板,把提高培养质量放在重中之重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也是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不久前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明确了今后5年的工作重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职业教育迎来“黄金时期”。从编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到“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再到深圳出台我国高等职业院校首个世界一流建设方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普遍共识与行动,为新形势下推进相关改革打下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体系建设不完善、制度标准不健全、企业参与办学动力不足等问题日益成为发展短板。此次出台的方案剑指薄弱环节,不仅从顶层设计层面搭建“四梁八柱”,更从改革落实层面画出清晰“路线图”。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不可或缺。湖南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砍掉与市场对接不紧密的23个专业,握紧十指打造少而精的航空特色专业群。浙江温岭的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把培养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人才作为重要任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5G等新一代技术引领科技革命,要求职业教育必须与时俱进。每年高达上千万的高级技工缺口和技校“招生难”的现实提醒我们:职业教育要想真正与社会发展接轨、与市场需求结合,必须通过改革,加速补齐短板,把提高培养质量放在重中之重。

   “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此次出台的改革实施方案,将“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设定为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通过标准化建设,打造一批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和专业,这些无疑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范畴。除此之外,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融入职业教育全过程,助力学生成就有意义的人生,也是题中之义。只有当职业院校的学生从谋取“饭碗”转向追逐梦想,职业教育从追求规模增长转向提高育人质量,职业教育才能真正成为人才摇篮,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改革是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发展职业教育必须尊重规律、稳步推进。翻开方案,一些时间节点引人注目:2019年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试点;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这样的时间节点,勾勒出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清晰脉络,也标注了深化改革的奋斗坐标。当然,改革阵痛难以避免、挑战不容忽视。比如,如何落实方案提出的各级政府部门“由注重‘办’职业教育向‘管理与服务’过渡”?怎样切实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面对这些问题,只有拿出攻坚克难的智慧和勇气,才能让改革举措落地开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用改革激活一池春水,职业教育必将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打造新时代改革发展的“人才摇篮”。

信息来源: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01日 05 版)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缔造中国蓝领之梦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李克强总理在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将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职业教育”是应工业革命而生,也是为了将技术人才由手工业学徒制中解放出来,适应工业化生产发展的要求,现在,职业教育早已广泛发展,并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何谓“职业教育”呢?有一种说法是,职业教育乃是“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的教育,使中等资质的人能够尽其所长,以期地无弃利、国富民裕。按照这一说法,“职业教育”就是以技术培训为手段,以部分中、低层民众的成功就业为目的所实施的教育。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累计培训城乡劳动者13亿人次以上,造就了大批生产、服务于第一线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培训也有效提高了新增劳动力和在岗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但如果真正说起中国的职业教育,恐怕离成功还差着不小的距离。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进一步带动了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直接导致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总体招生数量急剧下降。同时,我国教育总资源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的分配方面主要倾向后者,处于不利地位的职业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学校设施老化,使学生难以得到实质的职业技能培训,也导致职校毕业生质量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这样一来,又进一步加深了整个社会原本就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轻视观念,导致民众在教育选择上更加重文化轻技能,重理论轻应用,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这一整个趋弱的发展链,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优秀的蓝领工人数量很难上升。据统计,目前在中国13亿人口当中,有7.1亿的劳动力人口,这些人当中有1.2亿人在企业工作,在这1.2亿职工当中,有大约7000万是技术工人,而在分成五个等级的7000万技术工人当中,高级技工只占3.5%,以中国“世界工厂”的背景来说,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数量显然是过少的。

    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优秀的技术工人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如今,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我们曾经的核心力量——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已经不再占据优势了,比我们更廉价的劳动力比比皆是,越南、印度、孟加拉等许多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比中国低很多,那么,优质的劳动力毋庸置疑才是今后的主要竞争力。早在2003年,国内就有经济学家呼吁,“必须允许私营部门大量进入这一领域,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同时,把招生的重点放到未来10年陆续进城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上,并加快中等职业教育产业化进程以及中等职业教育从教学方式到教学内容的改革。这些民间观点,此次都体现在了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这也意味着,我国的职业教育规划正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迈进。

    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高级别的技术工人提出更多的需要,而在经济发展调整的时期,其实也正是国家储备人才的大好时机,因此,中国不仅要有大量的大学、研究院,还要有更大规模的中等技术学校,这才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断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评论员 张英) 信息来源: 《三湘都市报》

 

教学诊改如何靶向“混教”“混学”

    靶向本是一个医学名词,是指对分子、细胞、个体等特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靶向治疗是在细胞分子水平上,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位点进行治疗。之所以在此提出“靶向治疗”的概念,是因为笔者一直认为职业院校的教学诊改与医院的常规体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用医疗的“行话”来讲,推进教学诊改的目的,其实就是敦促自我检查并主动改善,同时形成制度和习惯。也就是说,通过自觉体检知晓自己的健康状况,再进行综合分析对症就医,最终实现身体被调理得越来越好。而用教育的“行话”来讲,则是在学校愿意主动自我完善的前提下,查找“大教学”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研究对策,落实改进,并逐步形成制度、上升为文化,最终实现办学越来越好。

    据此,职业院校要推进教学诊改,就必须首先理清当前教学工作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显而易见,“混教”与“混学”堪称影响职业院校办学质量提升的“致癌位点”,这一乱象已经到了必须“定点清除”的程度。那么,应当如何运用“靶向治疗”方式治理“混教”与“混学”?

    在许多人的常规思维中,“混学”是由于学生贪玩不肯学习,特别是沉迷游戏荒废学业引起的,必须重拳出击从严治理,轻则“本科转专科”,重则延迟毕业或直接作退学处理;而“混教”的根源是一些教师不负责任,工作缺乏责任心,必须将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价与教师的切身利益相挂钩。

    然而,“混教”与“混学”现象的形成,其根源真的那么浅显吗?这种判断显然不够科学、不符合事实。如果尚未真正搞清楚“混教”与“混学”的“致癌位点”,就进行所谓的“靶向治疗”,势必只能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而不能彻底清除。很多时候,通过严苛的专项整治手段看似治好了,然而一旦整治有所松懈,“混教”与“混学”必将卷土重来、依然故我。尤其是这种只治标的做法,还会导致“混教”与“混学”越来越严重,进而成为真正的“癌症”。

    要彻底治理“混教”与“混学”现象,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既要看到“状”与“症”,更要看到“因”和“源”,真正找到导致“混教”与“混学”现象久治不愈的“致癌位点”,然后再根据“靶向治疗”原理,在“分子”层面以特定的“药物”进行“结合式”破坏,或是直接改写其中的一个“基因片段”,进而实现彻底治本。我们不妨分别站在教师与学生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混教”与“混学”。

    对于学生来说,在他经历升学考试进入高一级学校后,大都踌躇满志,对未来抱有美好期待,即便是那些因为考分较低而不得不就读职业院校的学生,到了新的环境也常怀不甘之心、立志洗心革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大部分新生都不是天生不爱学习。他们之所以会逐步堕落成为“混学者”,必然是复杂的外因通过影响内因而产生了负面作用。可以想象,一个学生在中学复习迎考阶段肯定吃了很多苦,考上大学以后,宽松的管理模式、自由的生活环境,不可避免地会令其内心深处的“偷懒”本能逐渐膨胀。而如果学生“挂科”以后仍然没有教师提醒和追究,肯定会“下雨天拖稻草,越拖越重”;而如果学生“挂科”很多却照样不影响顺利毕业,临毕业前学校都会统一“清零”放行,这种制度经过代际相传之后,必然影响后届学生的学风,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如果教师“混教”不负责任,学生根本学无所获,逐步“混学”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再用同样方式分析教师的“混教”。大凡为人师者,自甘落后于人者少之又少,特别是高校教师更期望以自己的博学精艺能力强赢得学生敬重,所以教师“混教”必有外因使然。众所周知的是,高校教师大凡能够贵为教授者,均较难见到扎根于一线课堂,而普遍热衷于在外讲座,或承揽各种“性价比”高的课题、项目,只有那些学位尚未拿满、职称尚未到顶、名声尚不够响的讲师、副教授,才不得不立足讲台去挣形同鸡肋的“工分”,领取与辛勤付出不相匹配的工资。长期挣扎于如此环境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和爱心,没有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之爱,再不幸遇上一群不太爱学习的学生,撞钟式的“混教”也就不可避免。此外,也有一些略有成就、小有名气的教师,混淆了自己校内校外的职责,错把教学当副业,这也是“混教”的一种类型和成因。

    可见,“混教”与“混学”的深层次原因都不只在于态度,而是外因影响了内因,是管理制度出现了问题。因而,所有的“教风”“学风”突击检查都属于治标,都无异于外科医生“剪箭尾”。要想根治“混教”“混学”,必须瞄准“致癌位点”,实施“靶向治疗”。

    诚然,此文的最终目的不在于阐述如何纠正“混教”“混学”,而是想以诊断查找“混教”和“混学”的“致癌位点”为例,唤起更多职教同行敢于直面本校的教育教学实际,对课堂教学、学生管理、课程建设、专业发展等各个领域进行专项诊断,并以“靶向治疗”方式对各个“致癌位点”实施定点清除,最终实现职业院校育人质量的有效提升。

(作者:王寿斌,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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